举世闻名的曾侯乙编钟以其历史悠久、规模宏大、音域宽广、造型精美、钟乐独特而在世界音乐史上享有盛誉。鲜为人知的是，此编钟巧妙地荟萃了当时多国编钟的精华，把65件制式不同、铸造各异的乐钟按照当时的乐理荟萃为一体，并在横梁上配有乐谱，从而使中国古代的编钟跃升为庙堂礼乐的重器，宫廷乐舞的主角。这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再创造，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一、 从楚惠王赠送的镈钟说起

　　在曾侯乙编钟长梁一层的居中位置上，有一件乐钟最为显眼、特殊：

　　从制式上看，它属于镈钟，在65件乐钟里，仅此一件；

　　从体量上看，它的重量为134.8公斤，比左边的甬钟重15.5公斤，比右边的甬钟轻16.8公斤；

　　从悬挂方式上看，它居于中央，属于正面悬而挂之，其他甬钟则是侧面斜挂。

　　从纹饰上看，它的钟纽由四条盘龙组成，活灵活现。钟身缺少其他乐钟凸起的枚，取而代之的是排列有序的四组20个泡状圆形涡纹，梅花形分布，为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上典型的纹饰。

　　更为重要的是，钟身征中梯形位置上刻有三行31字铭文，全文是：“隹（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崵（阳），楚王酓(yǎn)（熊）章，乍（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崵（阳），其永持用享。”

　　根据这个铭文，当初人们解释为，此镈钟是楚惠王得到来自西阳的讣告，获悉曾侯乙去世后，专门做了这件镈（bó，音博）钟送给他以资吊唁的。（注：楚王熊章，是楚武王后第十二传的楚惠王。）

　　现在深究起来，这种说法让人疑窦重重，很难解释得通，因为：

　　一是楚惠王得知曾侯乙去世后，马上就送去了一套镈钟，好像很早就有准备，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曾侯乙正值壮年时去世，并没有将要死去的征兆。

　　二是楚惠王事先如果没有任何准备，设计并铸造一套曾侯乙所需要的、能与其他乐钟相匹配的镈钟，是一项耗时耗力的重大工程，绝不是一两个月甚至一年半载就能够完成的事情。

　　三是楚惠王送的这件镈钟悬挂在钟簨（音sǔn,音榫）即下层长横梁的正中位置上，而横梁上的髹漆又正好与悬挂这件镈钟相吻合，也就是说，横梁是与镈钟完全配套的。曾侯乙编钟的横梁是古代的一件大型漆器，按照战国时期的生产工艺和能力，制作这样的漆器至少需要上百人花费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

　　这就等于说，曾侯乙去世后，为了等待楚惠王送来这件镈钟，相隔很长一段时间才下葬，包括那21位陪葬的乐女。显然，这有点不太符合情理。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就出在对楚惠王赠送镈钟上留下铭文的判读上。

　　首先，断句不够准确。

　　笔者认为正确的断句应当为：“隹王五十又六（年），祀，返自西崵，楚王酓章，乍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崵，其永持用享。”

　　这样的断句与前面的区别是：其一，并不是第五十六次祭祀，而是五十六年的祭祀活动。其二，楚惠王作曾侯乙“宗彝奠之”， 宗彝，不是一件镈钟，是一整套祭祀用品，仅镈钟就有数件。早在北宋时期就出土过两件同样铭文的镈钟。奠之，放置的地点应该在西阳曾侯乙家族的庙堂处。西阳在今河南省光山县西南，是曾国的都城。连贯起来指的是为曾侯乙家族的庙堂里制作了一套青铜礼器用以祭奠祖先。

　　其次，对个别文字的理解不够准确。

　　一个是“返”字。这是一个关键词，有人认为“返”字代表报丧或讣告，这是理解上的错误。这个“返”字与报丧根本就不沾边。“返”表示楚惠王从祭祀他祖先的地点返回家乡，而不是从曾侯乙去世的西阳返回，是在返回的路程中经过西阳之地。

　　再一个是“祀”字。这也是一个关键词，本义指古代对神、鬼、先祖所举行的祭礼。这里指楚惠王去祭祀他的先祖。如果理解为是祭祀曾侯乙，那就错了，因为曾侯乙并不是楚惠王的先祖。

　　最后一个是“奠”字。这是一个更为关键的词，其本义是把酒摆放在祭坛上祭祀死者，以后泛指摆放祭品。镈钟铭文上的奠字有一个宝盖头，意思是家奠。“宗彝奠之”，奠谁呢？这里非常明确，奠的是曾侯乙的先祖，而不是楚惠王的先祖，更不是曾侯乙本人。

　　这样回过头来看，楚惠王赠送的这件镈钟，与曾侯乙之死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健在的曾侯乙把自家祖庙中楚惠王曾经赠送的青铜礼器中的一件镈钟，从容地安装到了自己集纳、荟萃的一套编钟上。

　　说句实在话，曾侯乙生前从自家宗庙中把祭祀祖先的礼乐重器，弄到自己的坟墓中准备随葬，有点“大不敬”的意味。但是，曾侯乙在众多礼器中只选择了一件镈钟带走，目的是为了在天堂里表明楚国与曾国的亲密关系，况且还有大量礼乐重器包括其他镈钟留在宗庙里。再说，他还用自己精心铸造的另一件大小相近、音律相同的甬钟替换上去，也算说得过去吧！

　　二、节奏乐器到旋律乐器的演变

　　我国古代的编钟，起源于殷商，发展于西周，鼎盛于春秋战国，秦汉以后逐渐衰落。这个过程得到了现代考古发掘的证实。

　　——安阳殷墟出土的三件组编钟、大司空村312号墓出土的三件组编钟、安阳小屯妇好墓出土的五件组编钟、江西新干大洋州商墓出土的三件组编钟等，都以实物说明殷商时期的一套编钟的数量较少，它们之间并没有准确的音律关系，让人欣赏的主要是乐音，同时为打节拍而制造声响，相当于敲击鼓点，称为节奏乐器。这个时期的编钟还不能独立演奏出乐曲的旋律，显然是属于乐队的配属乐器。

　　——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西周八件组编钟、山西曲沃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的西周晋侯苏十六件组编钟等，以实物说明西周时期的编钟铸造得到长足的发展，一套编钟组合的数量越来越多，它们之间有比较准确的音律关系，可以独立地奏出乐律，开始从节奏乐器向旋律乐器演变。演变的必要条件，一是乐钟的数量要足够多，二是每个乐钟的音律要相对准确。这就需要在编钟的打造上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据考证，那套十六件组的晋侯苏编钟，并非同一时期铸造，而是在西周初期至共和元年的二三百年间不断发展扩充而成的。这说明古人制作一套编钟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经过几代人长期不懈的努力。

　　——河南淅川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孙诰二十六件组编钟、湖北随州枣阳九连墩1号墓出土的三十四件组编钟、以及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公布的随州枣树林曾国贵族墓地出土的三十四件组编钟等，以实物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编钟的规模和数量已经大大超过西周时期，乐钟之间有着更加准确的音律关系，足以自如地演奏各种音乐的旋律，最终完成了从节奏乐器到旋律乐器的演变。在诸侯强盛、“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下，编钟的制作和演奏进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称得上是“旋律乐器的主角，宫廷礼乐的重器”。

　　曾侯乙编钟就是在这样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由曾国的贵族们数年间举全国之力打造出来的。换句话说，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并不是一次性设计、铸造的一套完整的编钟，而是由多套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制式的乐钟有机地拼凑、组合起来的大型礼乐重器。

　　三、由多种不同制式构成的曾侯乙编钟

　　西周以前的一套编钟，多为一种制式；而到春秋战国时期，一套编钟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制式。比如新近出土的曾国贵族墓地三十四件组编钟，就是由三种制式组成，即钮钟、甬钟和镈钟，这套编钟的三种制式都是一次性设计并制造出来的。

　　曾侯乙编钟也包括钮钟、甬钟和镈钟三种制式，但却是由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工艺分别铸造出来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笔者将反复考察、辨别的结果分列如下：

　　首先，曾侯乙编钟的三种不同制式是有显著区别的。

　　①钮钟是指乐钟上部有一弧形挂纽，悬挂在横梁上是垂直的。曾侯乙编钟共有19件钮钟，分为三组，分别安置在三个上梁上。

　　②甬钟是指乐钟的上部有一圆柱形的长把子，悬挂在横梁上是倾斜的。曾侯乙编钟共有45件甬钟，分四组安置在两个中梁和两个下梁上。

　　③镈钟是指乐钟上部的挂纽制作成如同玉璧上的出廓纹饰，有的钟身上也有类似的纹饰。曾侯乙编钟只有1件镈钟，即楚惠王赠送的那一件，悬挂在下梁中间的位置上。

　　其次，曾侯乙编钟的三种制式组成的数量和特点不尽相同，且铸造的风格也有明显的区别。

　　先说镈钟：即楚惠王赠送的1件，通高92.5厘米，钮高26厘米，平口沿。钮为两对蟠龙，其下一对回首卷尾，其上一对引颈对衔。钟身两侧无枚，有泡状圆形涡纹。错金铭文严谨规范。带有典型的楚国风格。

　　再说钮钟：悬挂在上梁的三组共19件，为一套，大小各异，弧形口沿，通体素面无纹、无枚，带有明显的晋国风格。错金铭文简单，基本为二字，最多为四字，最少为一字。字体与甬钟略有差别，但整体上仍然属于曾系文字。

　　最后说说甬钟：悬挂在中梁和下梁上的45件甬钟，可以分为四套，即大型长枚甬钟、长枚甬钟、短枚甬钟和无枚甬钟。枚，是指钟身上部凸出来的乳钉，每个有枚乐钟上都有四组、每组九枚，共计36枚。它们均带有明显的曾、申两国的风格，因为这两个国家临近，国土相连。

　　①大型长枚甬钟：悬挂在下梁上，共计12件，为一套。

　　通高90.8～146.9厘米、甬长40.5～64.5厘米之间，弧形口沿，甬下部有旋、斡，甬上阴刻花纹，这一点与一般长枚甬的花纹是铸上去的有明显不同。错金铭文整齐、清晰，字体统一。

　　②长枚甬钟：悬挂在中梁上，共计10件，为一套。

　　通高49～81.3厘米、甬长22.6～35.9厘米之间，弧形口沿，甬上铸有凸起的蟠龙纹。甬下部也有旋、斡。此外，舞、篆、鼓部位也饰有蟠龙纹。错金铭文如同大型长枚甬钟。

　　③短枚甬钟：悬挂在短梁的中间部位上，共计11件，为一套。通高39.3～71.8厘米、甬长17.26～31.77厘米之间，弧形口沿。其枚比大型长枚甬钟和长枚甬钟要短得多，征中和鼓部错金铭文较多，字体规整。标明音律的重要铭文多出现在短枚甬钟和无枚甬钟上。

　　④无枚甬钟：悬挂在长梁中层位于长枚甬钟和短枚甬钟之间，共计12件。通高37.2～71.1厘米、甬长16.2～31.5厘米之间，弧形口沿。甬身上的纹饰为印模铸制，包括圆涡纹、蟠蛇纹、陶纹、雷纹等。错金铭文规范严整。

　　综合以上，从制式、形状、纹饰、铭文等多方面分析判断，曾侯乙荟萃、集纳了至少六套编钟的精华，即：

　　①钮钟一套19件；

　　②大型长枚甬钟一套12件；

　　③长枚甬钟一套10件；

　　④短枚甬钟一套11件；

　　⑤无枚甬钟一套12件；

　　⑥镈钟一套1件。

　　根据编钟铭文中记述曾国与楚、齐、周、晋、申等国的律名对应关系，可以初步判断这六套编钟分别出自楚、齐、周、晋、申五国，再加上曾国，共计六国。这六国代表了当时天下礼乐重器的较高水平。楚代表着南方，齐代表着东方，晋代表着北方，都是诸侯大国，而周代表着中央天子，申与曾则代表着小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在乐器制造和乐理探索方面或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诸侯国。

　　四、曾侯乙荟萃重器、集纳编钟的艺术再创造

　　为什么名不见经传的曾侯乙，要把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制式的六套编钟按照音律集纳为一体，创造出一套前无古人的礼乐重器呢？这还要从曾侯乙的身份、家族和音乐素养讲起。

　　曾侯乙，生前为曾国的国君，其墓中遗骸经碳14测定，死时年龄在42至45岁之间。从镈钟铭文上曾、楚两国的关系判断，曾侯乙当国君的时间大致在战国早期中段。

　　曾侯乙墓出土了包括大型编钟、编磬、建鼓、手鼓、扁鼓、悬鼓、瑟、笙、筑、二十五弦琴、十弦琴、竹篪、排萧等100多件乐器，还有21位妙龄女子作为演奏者陪葬。这就使曾侯乙墓成为先秦时期音乐文化的珍奇宝库，成为一座音乐的殿堂。由此可见，曾侯乙是战国时期一位终生酷爱金石乐和管弦乐的音乐家。

　　从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看，小小的曾国似乎有着制作大型编钟的文化传统，曾国的几代国君几乎都用规模庞大的编钟来陪葬。近年来发掘曾国贵族墓地发现青铜礼乐器近600件，其中不同组合的编钟竟有近百件之多，包括曾公求编钟34件、曾侯宝编钟被盗后尚存15件、曾侯得编钟20件、曾侯宝夫人芈（mǐ，音米）加编钟被盗后尚存19件。这种贵族死后以众多编钟陪葬的享受方式，对曾侯乙一定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曾侯乙墓出土的5件衣箱中，有一件与众不同，箱盖上用红漆描绘着编钟乐谱，与编钟横梁上的乐谱差不多，黑漆处用锥书“昏匫（hū，音呼）”二字，因知其器名为匫，而“昏”与“婚”通假，由此可知此物为古代结婚时存放嫁妆的箱子。这说明在曾侯乙的妻妾中，至少有一位精通音律（参见光明网2020年10月23日《再谈“二维码图”：曾侯乙墓中多种器物上的编钟乐谱》）。这也会对曾侯乙音乐造诣的提升和音乐实践的丰富有所帮助。

　　曾侯乙在打造这件举世无双的编钟时，并非把六套列国编钟简单、机械地拼凑起来，而是严格按照当时的音律，通过自己的艺术再创造，把65件乐钟有机的荟萃、集纳、组合为一体。这其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调动了高度的知识、智慧和能力，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技术和流程，完成了古代诸侯国罕见的一项重大系统工程。

　　第一，统一雕刻新的铭文

　　先秦时期各国的文字并不统一，楚系、曾系文字接近于周系文字，而晋系、齐系、申系文字与之区别较大。目前所见呈现在曾侯乙65件编钟上的文字，基本上是统一的，广义上属于楚系文字，大部分文字同于或近于楚系战国古文的写法。用放大镜观看编钟上的错金铭文，可以确认它们都是雕刻上去的，而非铸造上去的。同时可以发现许多钟身都是经过磨锉的，未经磨锉的只占少数。这就说明人们现在看到的错金铭文，并不是当初制作编钟的原始铭文，而是曾侯乙将其纳入囊中后命人磨去旧的铭文，重新雕刻新的铭文。这些铭文的内容包括：强调编钟的归属为曾侯乙，以及各乐钟的编号、标音、乐律等。这就用曾国的文字把六套编钟融为一体。

　　第二，统一调整乐钟的音律

　　这是把不同的乐钟组合为一体必备的重要工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标准的音律是“五音十二律”，即宫、商、角、徵、羽五音，以及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ruí)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十二律。我国古代的十二律是按照“三分损益法”确定的，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音律。曾侯乙编钟刚出土时有人误认为那件“筑”即五弦琴就是定音用的“均钟”。其实，既然叫“均钟”，一定是钟的形状，而不会是琴的形状（参见光明网2020年11月20日《失传千年: 曾侯乙墓惊现古代乐器“筑”》）。曾侯乙编钟短梁中层青铜套头上悬挂的两件短枚甬钟，有可能就是调试用的均钟。当然，这还要经过严格的测试才能认定。以均钟为基准，调整其他乐钟音律的方法，就是磨锉钟腔的内壁。因为钟腔内壁上有音隧，即在铸造时有意形成凸起的部分，通过适当的磨锉内壁而达到所需要的标准音律。这是一项细致而复杂的工程，需要有听觉灵敏、乐感极强的专业人员反复地精心调试，才能最后定音。

　　第三，统一悬挂各式编钟

　　曾侯乙编钟的挂钩构件共计65副，含195个零件，青铜铸造，分爬虎套环、双杆套环、框架钩、焊钩、插销五式，其悬挂方式有三种，即环挂、钩挂和插挂。这是曾侯乙根据不同的钟型专门设计、制造出来的。

　　其一，环挂式。主要集中在下梁的编钟上，挂钩为爬虎套环和双杆套环两种。这种悬挂方式一方面能够使横梁经受住较重的分量，另一方面能够使甬钟在斜挂的状态下敲击后保持稳定。

　　其二，钩挂式。主要集中在中层的甬钟上，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两种。这种悬挂方式可以使甬钟在倾斜的状态下不受干扰地发出自身的乐音，同时方便在调音时随时把乐钟取下来或挂上去。

　　其三，插挂式。主要集中在上层三个短梁的钮钟上，以曲尺形长销插入横梁方孔内，承挂钟钮。这种悬挂方式可以使钮钟保持垂直状态，敲击时减少摆动。

　　第四，统一打造钟簨与钟簴

　　钟簨（sǔn，音榫）即编钟的横梁；钟簴（jù，音具）即编钟的立柱。为使65件乐钟成为一体，曾侯乙精心打造了一件世所罕见的、铜木结构的钟簨与钟簴，即横梁与立柱，屹立两千年而不倒。

　　横梁以木质为主，通体髹漆，红黑相间。古代的髹饰工艺费工费时，大约需要至少上百道工序。曾侯乙编钟历经千年，漆色保持不退，依然鲜艳夺目，说明当时的工艺水平已经非常先进。编钟横梁上发现有铭文、符号、图案，据考证这是中国古代完整的、用于演奏的编钟乐谱，成为曾侯乙荟萃重器、集纳编钟艺术再创造的最大亮点（参见光明网2020年8月31日发《“二维码图”：曾侯乙编钟横梁上的古乐谱》）。

　　立柱以铜质为主，由6件铜人柱、2件铜圆柱和6件小圆柱组成。铜人柱呈武士直立托举状，身、首、肢体比例适当，头顶圆冠，身着右衽长袖紧身上衣和曳地下裳，细腰紧束宽带，左佩一柄铜剑，目睁口闭，凝视前方，形态肃穆安详，似乎陶醉在聆听主人演奏编钟的欢乐氛围中。

　　总之，曾侯乙以他的国君身份和音乐天赋，采用集纳、荟萃、组合的方式，对春秋时期的列国编钟进行重大的艺术再创造，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乐器制作的高超水平，体现了公元前五世纪东方音乐理论和音乐艺术实践的巨大成就，书写了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的奇迹，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这是需要我们格外珍惜的。

　　2021年1月6日于北京

　　本文参考资料：《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王力）》《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曾侯乙（谭维四）》《湖北出土文物精华》《曾侯乙文物艺术》《曾侯乙编钟（邹衡、谭维四）》《曾侯乙（湖北省博物馆）》《中国音乐史(司冰琳)》

来源 光明网

编辑 杨羽

编审 王璐瑶 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