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时刻给予人类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五四”便是如此。它在后来的纪念言说中不断被增添“新意义”（李大钊：“我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见《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晨报》1921年5月4日），遂成为后人憧憬仰望的启蒙神话。这一启蒙神话愈是流传广远，愈是以一种斩钉截铁的方式试图传递出某种历史观。受惠于“五四”而降生的新文学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的正统。新旧文学传统的重新确立充分体现在文白的决裂上。受文学史正统叙事影响，人们对当年的“文白之争”往往满足于粗疏笼统的“文言反动”“白话先进”的对立判断，对于文言的特质以及文言书写建构出的意义空间缺少必要的梳理。褚金勇的《重撰“五四”：在语义与场域之间》（以下简称《重撰“五四”》）以多视角立体透视的方式重审文学革命带来的语言转向，挖掘文言/白话对抗叙事在中国文人生命场域中丰富的语义空间，虽是在成为显学的“五四”研究中的“旧题”，但也堪称思想史视角下的文学史“新作”。

　　作为中国人的书写语言，汉语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经过“五四”文学革命，汉语不仅语音、词汇、语法发生了变化，书写方式、语言观念和文化思维也发生了重大变革，这种语言断裂给中国文人带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阵痛。《重撰“五四”》从中国文人的语言实践角度来思考这场“文白之争”的语言转向，作者指出：文言对于文人而言绝非简单的书写体式，而是一种进可参与现实，退可抚慰心灵的“有意味的形式”。文言是现代白话文的源泉，二者可以说是母与子的关系，人为割断语言历史的脐带，不但导致了中华传统母语的巨大阵痛甚至是非正常死亡，而且还使得现代文学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该书重提“文言”的价值，也是从语言角度考察历史、恢复历史性的重要视角。

　　“五四”文学革命通过语言“断裂”来实现现代性最大化的演进，同时也暴露出中国语言文学在走向现代性过程中手段的残酷性。“新青年派”在文学革命中表现出的片面、偏执和情绪化，其实在“五四”便遭遇了多方的批评。只是我们以前将诸种批评视作新文学的反动，对其思想理路并不重视。作者摒弃了单一历史叙事的传统手法，通过呈现“五四”场域中多元主体的思想状态与真实环境，与胡适所主导的文学史正统叙事形成反差，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被遮蔽的方面，在现代语境下填补其他主体对历史细节认知的空白。“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不是仅靠一家之言就能撑起叙事脉络，而需要以“群言”的方式对细节进行不断填充。从小的方面讲，“新青年派”内部的个体之间在“态度同一性”下有着不同思想谱系的差异与对抗；从大的方面讲，“新青年派”“学衡派”“甲寅派”“鸳鸯蝴蝶派”等团体作为历史的存在者都处于某个传统和文化之中，并因此而居于某个视域之中。一个视域就是一个人的生活世界。每一个叙述者都有自己的声音特征、表达个性和言语逻辑。《重撰“五四”》一书呈现了林纾、学衡派、甲寅派、鸳鸯蝴蝶派关于文白之争中的“民主”“科学”“审美”“经济”等问题的看法。在这场白话代文言的变革中，知识分子无论选择文言书写，抑或选择白话书写，都渗透着各自的深层逻辑思考与理论探求。

　　“五四”文学革命导致的语言转向不仅改变了中国人的汉语书写方式，同时全体国民的思维与行为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作者在书中梳理分析从“含蓄”到“直白”的语言转向问题，并指出从语言结构到情感结构的变化，从而呈现“五四”文学革命影响的复杂多元性。需要看到，这种从书写方式到情感结构的变化，让我们评判“五四”语言转向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现行的书写观念和思维方式去观察判断。如果没有充分自觉，难免用现在的价值尺度去衡量当时的书写观念，难以体察理解古代文言书写方式与书写观念的本意真相。《重撰“五四”》整理与表述不同思想阵营的知识人的理论坚持和生命承受，在情感与理性、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深化书写语言变革背后深层思想谱系的颉颃对抗。如此这般，才能彰显“五四”文白之争的复杂之处。

　　不管是“五四”启蒙者的知识言说，还是后学对于“五四”启蒙者的历史反思，是苛责式的评判，还是理解式的同情，考验的都是知识分子的学术良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术良知比启蒙以及其他贴上响亮并醒目的外在标签都重要。毕竟，思想的宽容、心灵的理解、互相的关爱、情感的升华是人类应有的通感，也是人类启蒙共同追求的价值主题。启蒙是一个世世代代不断重新开始的战斗。启蒙的过程是一个言说过程，也是一个意义阐释的过程。意义的阐释正是在知识人的摇摆、拷问、共鸣中进行，它可以是心理痛苦的缓解、紧张的放松，也可以是快乐的扩张、幸福的多元，甚至还会是信念的获得与放弃。

　　重撰“五四”，在语义与场域之间打捞历史记忆，是学术话语的重塑，也是学科体系再造过程中学术研究的必经之路。缺乏自我、领悟、跨度、对话的展开与延伸，不可能有这样的文字和书写。

　　来源 中华读书报

　　编辑 鲁媛

　　编审 闵捷 杨韬